由投名狀看歷史解釋

歷史是弔詭的，因為我們無知。在全知之眼下，歷史是不會有矛盾的。很遺憾，人類的本性試圖欺瞞我們不是無知，對所有的事件與現象我們總要找出個「道理」來解釋其原因，甚至認為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就是真理Truth。

真理Truth或許永遠難以定案，但真實truth可以有很多個版本。每個人都會根據其經驗與背景賦予所關心的現象一套詮釋。這個詮釋能多合情合理，多半與該詮釋能在社會上所引起的共鳴有關。近期電影「投名狀」所影射的歷史背景或許是個很好的例子。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客張文祥於官署重地被公開刺殺，刺客張文祥當場束手就擒。這樣的大事引起了各方的關注，並且需要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來對各方交代，至少包括清廷、受害者家屬及社會輿論。對「刺馬」這事實的詮釋至少有三個版本。

欽差大臣審理所得出的官方說法為馬在任浙江巡撫時剿滅海盜甚力，張文祥本為海盜一員，因為僥倖躲過馬的圍剿，後又因故攔馬轎申冤未果，在友人激將下挾怨刺馬。這樣的說法問題重重難以說服公眾輿論，清廷也感到難以置信。於是清廷換了一批審案大臣，派任曾國藩和一位素有清譽的官員前往調查本案。即便如此，審理出的結論仍是相同：張文祥勾結海盜，挾怨報復。慈禧只得依了這個判決，將張文祥凌遲，並剖心祭奠馬新貽。

官方說法難以滿足輿論的好奇心，投名狀電影中的情節於是成為刺馬案中民間流傳的真相版本。馬新貽實為一敗軍之將，剿滅海盜不力反為山賊所擒，但在偶然中與山賊頭目義節金蘭。數年後馬重新回到官場並尋法將義兄弟招安，豈不料馬竟然與嫂子私通，事發後竟謀殺義兄弟。張文祥實因瞭解事情來龍去脈，根據結義誓詞刺殺馬新貽。馬是一個投機取巧的腐敗官吏又是個背棄兄弟的罪人，實乃死有餘辜。這樣的真相於是取代了官方說法，成為輿論對刺馬案的理解。

歷史學界對刺馬案早有不同於官方說法與民間輿論的新解，簡言之，刺馬案與湘軍在南方的勢力有關。官方說法的主要問題在於，沒有證據說明張文祥的確曾為海盜，而全案審理過程又有諸多違反常理之處，比如說結案大臣不回京述職竟直接告病還鄉，以及評論為何採納張文祥的供詞時使用「尚屬可信」。而民間說法的疑點有三。第一，馬新貽在就任前時有清官名譽，兩江總督一職乃慈禧親自指派並面授機宜。第二，假設民間說法的確揭露了馬的醜事，為何馬的家人與親信持續抗告並拒絕在「體面的」官方說法上簽字。第三，民間版本在官方版本定調後戲劇化的於各方出現，版本描述之齊一讓人懷疑這不是巧合而是有系統化的散佈。於是歷史學界為刺馬案翻案：馬新貽實觸了湘軍既得利益的大忌，刺馬案實為一政治謀殺。

湘軍乃在清廷任官的漢人為對抗太平天國所建立，以曾國藩為代表。太平天國本身的歷史意義在學界就有南轅北轍的見解。比如說過去多半認為太平天國具有革命性，這甚至可以追溯到孫文對洪秀全的稱譽，或是湖南革命份子對湘軍統領曾國藩的詆毀。但近年的研究開始將太平天國詮釋為一民亂，其組織原始，制度紊亂，是一個迷信、不理性與退步性的未成熟政體。太平天國的特質，使得如曾國藩這樣的儒生無法視其為一個延續道統的漢族政權，並竭盡心力招募民勇來協助初期屢戰屢敗的清軍對抗太平天國。這也可以從被太平軍圍困的城池往往拒絕投降，被攻破時城守也寧可自殺殉城而不投降得證。

太平天國的失敗和湘軍體系有很大關係。這裡姑且不論交戰過程，但太平天國被剿滅的結果很明顯：以南方漢族為主力的湘軍掌握了長江流域，並成為清廷的心腹大患。另一方面，清廷於作戰時無力支援湘軍，曾國藩等人只能就地補充軍隊。這短短的一行字代表了眾多的屠城掠奪，湘軍體系的殘酷性往往因為其佔據了所謂的正統位置而被忽略不提。而其中代表的例子就是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時的一道命令「三日不封刀」。太平天國的經濟體制採用共有共享集體上繳的天庫制，即使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腐敗而公然將天庫當作私庫，天京照理說也應蓄積相當份量財富。而此財富在曾國藩報告中的一句話所淡然交代過去：「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賦庫者，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見之事。」這即為對刺馬案翻案說法的歷史背景，慈禧對馬新貽的面授機宜很有可能是交代馬去找出湘軍吞沒的這筆財富。

有了這樣的背景描述，不難得出深入湘軍虎口的馬新貽多半凶多吉少的結論。馬新貽越認真的查，他離死期就越近。但要怎麼讓他死的原因能杜輿論悠悠之口，又能讓清廷瞭解湘軍的立場以免之後無窮無盡的調查，刺馬案的故事版本於是變成了一個說故事的頂尖之作：戲劇化的義節金蘭情節讓故事中的馬新貽出場不再這麼荒唐；抹黑馬新貽的私德以滿足民眾的好奇心；最後加之以荒謬的官方說法向清廷明示：不吃這一套就內戰。輿論的確被滿足了，刺馬的故事版本成為清末四大案之一；清廷也的確瞭解這嚴峻的回覆，湘軍體系繼續在江南茁壯並擴散。其幹部不僅成為晚清舉足輕重的人物，如李鴻章、左宗棠；更成為日後清末各地軍閥的骨幹，對民國初期政局影響深遠。

以上三個版本對刺馬案皆有一套詮釋，那個是真理Truth？我們或許永遠不能知道。但人們會接受哪一個版本的真實truth和時空背景深深的相關：當時的輿論接受戲劇化的版本，並認為那才是真實；而有了更多資訊的我們反認為湘軍幹部可能才是刺馬案背後的藏鏡人。除此之外，刺馬案的故事版本也體現了權力的角色。作者篩選了人們所能得到的資訊，若其詮釋被其讀者所解受，作者就進而為這些讀者定義了合情合理的知識。這樣的影響力即是一種權力。比如說，以上的提供的資訊來自我的篩選，透過我認為合理的方式來呈現。即使這中間沒有任何一絲惡意，讀者若接受我的詮釋，並相信我所相信的故事版本，這就讓我有了影響力甚至權力。對事件解釋的本質有了這樣的理解，就必須要對各種解釋抱持的更懷疑與更多元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