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經濟學往往提出規範性的論述:一個理性人該怎麼決策和投資。
行為經濟學往往提出描述性的論述:正常人實際上怎麼決策和投資。
前者的問題在於,他們往往過度重視模型的簡潔和數學的優美,而將後者的發現歸納為可忽視的反例,並試圖用更複雜的模型囊括這些反例。
後者的問題在於,他們往往只能提出人們的判斷與決策如何偏離「完美理性」,卻至今無法提出一個可以替代「完美理性」的決策準則。
簡言之,學術領域上,論述有「正」、「反」,卻尚未有能服眾的「合」。
但實際運用上,已經有不少文獻試圖從傳統與行為經濟學的差異找出行為與政策意涵。比如說:
Ariely, D. (2008).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HarperCollins London.
Thaler, R. H., & Sunstein, C. R.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他們的論點出發於當人們的決策與判斷會有系統的(甚至可預測的)導致不希冀的結果時,政策制訂者就可以根據行為科學的發現來「輕推」人們的判斷傾向,讓人們更有可能做出更好的決策。
比方說,假設醫生很篤定一個特定手術對病人甲是好的。醫生有兩種可能的說明方式:a)手術有5%的致命率;b)手術有95%的存活率。
傳統經濟學告訴我們,理性人不該對a)
和b)有任何偏好差異。但行為經濟學告訴我們,人們聽到a)就退避三舍(因為聯想到「死亡」這件事的後果會讓人們誇大這件事發生的機率)。而實證資料又顯示,醫生往往會選擇a)的說明方式。
這三者就構成「輕推」的條件。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我們應該教育醫生一些行為科學的研究發現,讓他們知道不同的表達方式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據此「輕推」病人,並讓病人得到更好的醫療結果。
當然,事情沒這個簡單。「輕推」要有效,前提是醫生真的很篤定手術結果是有益於病人的;再者,醫療過失的責任承擔也往往會將事情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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